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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又是一个生日，却与往年不同——方星河成年了。

    孤儿的成年日期不似常人，16周岁，便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

    4月1日这一天，又是他惯常发书的日子。

    群像青春文，《少年的我们》，终于面世。

    签售自然是要搞的，他平时的活动实在太少，发书这种盛事必须隆重，得让粉丝有渠道参与。

    而且男魅魔搞线下活动实在太赚，少女粉一眼即狂热是常态，男粉也往往会慑于他的气质，多出几分尊敬崇拜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，上电视做节目的性价比，反倒显得不高了。

    “走吧，上场了。”

    今年的第一场签售，设在了首都，让省里文化口捶胸顿足。

    文化中心就应该有文化中心的地位，去年他的声势不够，所以需要家乡来提振场面，如今根本不需要再行巧思，堂堂正正碾过去便是。

    王府井大楼，上下午各签三个小时，名字只签了两千多个，书却卖了15000册——仅仅是这一个销售点。

    粉丝有安静到一句话都不敢说的，也有忽然痛哭流涕的，更有扔下礼物就跑的，如此种种不一而足。

    电视台的拍摄和采访必不可少，今天的媒体仍然没有特别友善。

    前一段时间的教育公平话题仍有余波，记者想从他嘴里挖出更多看法，只是问题的激烈程度有所缓和。

    毕竟正常人都知道，人家那就是一个艺考，再怎么扣帽子也扯不到中考高考上面去，方星河又不是没考过省状元，很难在这方面真正批倒他。

    所以中立媒体只想左右传话，问问他对某些人某些话的态度，越有爆点越好。

    最近的形势，发展到了一种非常微妙的程度。

    大致上，是具有官方和高校背景的媒体努力压，以难防为首的资媒使劲挖，围绕高考这个核心战场打了一架又一架，未果，然后掉头去打特招。

    其实特招也没什么好批评的，虽然不透明，但它并不挤占正常高考生的名额。

    首都台问的正是特招问题。

    方星河随口回道：“严刑峻法，死守高考红线。剩下的特招名额，高校爱给谁给谁。”

    记者就知道方哥会有惊人之语，因此特别兴奋。

    “可是，这样的话，你不怕掌握独裁权的某些人大搞黑幕吗？”

    怕，但怕就不做事了？

    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。

    方星河稍微认真了些：“判断一个学生是不是特殊型人才，需要非常高的专业素养，我判断不了，你们也判断不了，那就只能把相应权利下放给少数专业人士。

    我们能够做到的不是监督这种权力本身，一群外行，人家想怎么糊弄不行？

    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建立一种长期有效的问责机制，有错必纠。

    假如掌握筛选权的人只是平庸，做不出成绩，那么相关专业的业内排名连续下降，自然就会给予他们惩罚；

    假如他们不干人事，大搞权钱交易，查出来之后追责就是了，现代中国又没有刑不上大夫的传统，该免职免职，该判刑判刑，非得把尚未发生的事情搞出那么激烈的对立是干什么？

    必要的监督一定要有，然而乱搞就是唯恐天下不乱。

    难防系最近又没干好事吧？”

    另一位都市台的记者忽然插口：“没有，他们虽然态度激烈了些，但是前几天挖出来一个顶替考生去上大学的地方舞弊大案……”

    方星河惊讶挑眉：“哟，这帮货虽然心思不纯，但还真是干了件好事啊？”

    一众记者啼笑皆非：“您不是最烦他们吗？怎么改口了？”

    “该骂骂，该夸夸，像这种事，他们干多少次，我夸多少次。”

    方星河摆摆手，正气自然流露。

    “揭露真正的黑暗，永远有意义有价值。不过，他们文章后面上升体制上升政府上升民族的私货，希望大家少看少听少信，又蠢又坏，没什么意思。”

    众人会心一笑。

    这才对嘛！

    听你夸难防系，我们浑身都不得劲，现在就舒服多了。

    光明报的记者颇不甘心的追问：“放权加追责，想法很稳重，稳重到不像你了，方星河，难道你不觉得这样会让他们滋生侥幸心理吗？不对立怎么警示？不盯紧他们怎么保护公平？比如前几天爆出来的那个落榜考生，她肯定不是个例，但是更多的我们根本查不出来……”

    好问题，但也是一个蠢问题。

    这是典型的没有抓住主要矛盾。

    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体制的精力都是有限的，抓大放小是现实的必然，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发展。

    什么都想堵，堵得住吗？

    增加的庞大工作量分配给谁？

    如果专人专管，用极大的成本去监督处理每一个微小线头，必然导致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冗员，进而催生出监察体系的内部腐败和滥权。

    如果不专管，那就仍然是自我监督，工作流于表面，甚至主次不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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